教育對外開放的挑戰與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是1918年大流感以來的全球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種人與人彼此隔離、國與國相互防范的疫情防控措施，促使國際社會交往模式產生突變，由流動、融合轉為封閉、隔離，對全球政治經濟產生了深刻影響，給“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增添了新的變數。面對愈加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教育對外開放必須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疫情對教育對外開放提出新要求

疫情讓我們深刻認識到教育對外開放在打贏國內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以及全球抗疫中的重要作用。中國抗擊“非典”的領軍人物鐘南山、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雷神山醫院院長王行環等一大批海歸專家，不僅在國內“戰疫”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也用“大愛”在與世界各國醫護人員交流合作中分享了“中國方案”。海外160余萬名留學人員和廣大華人、華僑第一時間組織起來為祖國捐款捐物，克服重重困難將緊缺醫療物資送達國內，與國內人民一道用愛國之心、報國之行錘煉偉大抗疫精神。這些鮮活的事例既充分展現了過去40余年來教育對外開放的成果，也深刻體現了人心的力量、人文的力量和人才的力量。不論國際形勢如何風云變幻，必須堅持教育對外開放不動搖，通過加快和擴大教育對外開放釋放更多的“人文紅利”和“人才紅利”，助力打造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新格局。

疫情推動中國教育積極參與打造全球公共產品。華中科技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聯合企業研發的新冠病毒檢測試劑通過了歐盟、澳大利亞等國際認證，在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銷售使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中國教育在疫情期間促進靈活學習的模式發布專題報告，指導全球受疫情影響學生的學習。釘釘、藍墨云班課、愛課程三家中國遠程教育平臺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球發布的《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學校停課的遠程學習解決方案》。這些全球公共產品開發過程，實際上就是國際規則、標準的制定和推廣過程。以抗擊疫情為契機，著力提升我國全球教育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是提高我國教育對外開放層次和水平、推進全球教育治理體系變革的必然要求。

疫情期間，國與國、民與民之間互幫互助，共克時艱，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世界更加深入人心。教育領域積極回應國際社會關切，先后同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教育部門建立了疫情溝通機制，并與非洲國家就校園疫情防控、在線教學等開展經驗分享。疫情期間，一些外國留學生或在國外為中國募捐醫療物資，或留在國內做抗疫志愿者。一句“我們是外國人，但不是外人”，深刻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疫情凸顯了教育在各國人民創造健康生活、掌握共同命運、追求共同夢想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對外開放深度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不僅是后疫情時代的客觀要求，也是歷史使命。

后疫情時代面臨教育對外開放新挑戰

疫情加速了中西方政治經濟矛盾向教育領域轉移。美國先是將抗疫不力的責任轉嫁給中國，散布“中國病毒論”，進而不惜違背兩國元首達成的促進雙向留學共識，宣布禁止部分中國學生入境美國，甚至威脅中美航班“斷航”。在美國的挑動下，西方涉華輿論環境惡化，冷戰思維、對華裔、亞裔群體的種族歧視和仇恨心理滋生，正常的學術科研交流合作被政治化和妖魔化。

此外，疫情給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沖擊，不少家庭自費留學意愿和支付能力下降，美、英等國政府與大學正為留學生人數可能下降50%—75%做準備。教育對外開放的外部需求急劇萎縮，來華國際學生數量規模可能會出現較大幅度下滑。加之美國對我國留學生學科、專業的限制，我國教育鏈、人才鏈的國際拓展受到較大沖擊。

疫情使全球教育流動遭遇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中斷。即使疫情趨于緩和，出于安全考慮，一些高校仍決定繼續線上授課。如英國劍橋大學宣布，2020—2021學年的大型公開課將全部改為線上進行。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系統2020年秋季學期將繼續線上教學，校園保持關閉。疫情的卷土重來或新型病毒的衍生，隨時可能阻斷傳統空間和時間上的開放交流。

教育對外開放迎來“三聚焦”與“三轉變”

疫情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由一種理念和戰略構想加速演化為衛生健康共同體、教育共同體等一個個“實體”，成為大多數國家一項現實的政策選擇。教育對外開放要積極倡導和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用更多更高質量的全球教育公共產品凝聚共識，拓展教育對外開放的外部發展空間，推進全球教育治理變革。

教育對外開放要搶抓疫情之后國際教育合作新機遇，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科研和人才培養合作，打造好“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升級版，切實為中巴命運共同體、中老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中拉命運共同體、中阿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等國家之間以及區域命運共同體建設注入更多教育交流合作內涵，提供更高質量的人才和智力支撐。

當前，我國發展正處于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和集中顯露的時期。教育對外開放的國內治理主要體現在風險防控能力，即“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是提升國際公共產品的開發、轉化和推廣應用能力，在全球校園疫情防控、教育扶貧等方面提供更多中國經驗，開發更多國際、區域和全球教育公共產品。

在疫情導致教育對外開放外部需求萎縮、“拉力”不足時，需要通過內部改革釋放活力、增強“推力”。從世界發展的趨勢來看，每當全球經濟衰退時，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就會增加。今年除擴招碩士研究生、專升本和高職外，一部分出國留學需求會因疫情轉為內部“消化”，短時激增的教育需求會進一步加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更優質教育的期盼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亟待通過深化教育綜合改革來“釋壓”。“以開放促改革”和“以改革促開放”，是改革開放的一體兩面，互促共進。教育對外開放要適時調整發展的側重點，用“雙促”來增強教育的“雙循環”。

戰略化的信息傳播不僅是交流的重要內容，也是化解國際問題的重要手段。在后疫情時代，我們應加強沿線教育數據庫建設，打造國際教育數據高地，搶抓“數據話語權”。同時，充分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輿論對沖功能，綜合運用各種對外傳播渠道和手段，提前預判，及時發聲，搶抓國際教育輿論話語權。

在疫情導致全球大面積斷航停航情況下，中歐班列今年1至5月開行數量和發貨量同比上升28%和32%。“一帶一路”打破了傳統區域價值鏈的固有模式和地域限制，將成為“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復蘇之路”“增長之路”。隨著中日韓三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和歐洲，“東升西降”的趨勢愈加明顯。因此，應將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縱深拓展重點轉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擴展、強化“一帶一路”沿線的國際教育鏈、人才鏈。（來源：中國教育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