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服氣的“世界一流”，該怎么評

不久前，清華大學發布“雙一流”建設周期總結專家評議會結果，宣布“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此外，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專家評議會也均宣布步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

然而，輿論對各個學校這一“自評”的“雙一流”專家評議會意見并不買賬。在那之后，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也表示，“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我們國家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和世界一流大學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

我國現有137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其中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5所，“雙一流”建設學科共計465個。截至目前，已有26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公布了“雙一流”建設首輪專家評議會意見；部分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也對外公布了本校專家評議會的情況。

“雙一流”的評價結果是怎樣得出的？當下的“雙一流”為何遭到如此多質疑？以五年一評估的方式能否建成“雙一流”？以計劃的形式完成“一流”建設在國外又是如何開展的？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采訪了部分“雙一流”評估專家及高教界人士。

何以“自評”世界一流大學

2017年底至2018年初，在高校公布各自的“雙一流”建設方案時，有10余所高校的奮斗目標是“2020年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其中就包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等，盡管其各自措辭有所不同。

為了評價“雙一流”的建設成效，2018年，教育部專門成立了“雙一流”建設動態監測與成效評價課題組，對“雙一流”建設的評價理論與方法、動態監測及動態調整等問題進行研究。

“雙一流”評估要經歷哪些程序？據同濟大學發展規劃部部長蔡三發介紹，評價部分主要由高校自評、政府評價和第三方評價組成。

高校自評由高校自我評估整體建設及建設學科目標、任務的落實完成情況，重點分析建設效果與建設方案的符合度、建設方案主要目標的達成度、學校及學科在第三方評價的表現度，診斷“雙一流” 建設存在的差距與不足。不少高校還召開“雙一流”建設周期總結專家評議會，專家組聽取了高校“雙一流”建設情況匯報，對照該校“雙一流”建設方案進行評議。

政府評價將依據“雙一流”建設動態監測系統，綜合各高校建設周期的人才培養、隊伍建設、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建設、國際合作等各方面情況與數據，參考學校自評報告及相關第三方評價，形成對一所高校評價的基本框架。

評價主要有三個維度，一是高校的整體發展水平，二是高校的成長提升情況，三是面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目前，做得比較熱鬧的是高校自評，但這并不代表最終的結果性評價。”蔡三發告訴《中國科學報》，“最終的評價并不做排名，但有專家建議增加同類型高校的橫向對比分析，或針對每所高校出一個診斷報告，以便各高校在下一輪建設中更好地開展工作。”

在緊鑼密鼓的評價過程中，高校紛紛梳理了上百萬字的資料，提供各方面證據，證明自己所取得的重大進展。通過這些數據，“雙一流”評估專家認定它們是否進入了“世界一流”。

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對標。找一所國外大學進行同型比較，看4年前本校與對標院校的差距。

中國人民大學評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周光禮參加了幾所高校的“雙一流”評估，“從他們提供的國際可比數據來看，在很多方面的確已超越對標高校”。

比如，清華大學對標的高校之一是麻省理工學院。在一些指標上，清華已經超過了麻省理工。湖南大學在一些關鍵指標自然指數、ESI排名等上，從數據層面也已經超過了對標的幾所美國高校。

因此，純粹地從數量指標來看，我國目前至少有二三十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數據門檻，但為什么清華及諸多高校宣布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時，會有如此多人質疑其真實性？

信息不透明是導致公眾質疑的重要原因之一。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終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凱指出，“雙一流”建設是一項牽涉面廣、持續時間長的國家重大項目，但公眾至今沒有看到一份完整的高校自評報告或同行評審報告。各校發布的評估結論太過籠統，公眾對各校的建設過程、是否一流的評判依據不甚了解，成功的建設經驗無以分享，對于動態淘汰機制更是無從知曉。“這需要我國建立一種與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相匹配的嚴謹、透明的高等教育評估文化。”

要建成什么樣的“世界一流”

當然，這更繞不開人們對“世界一流大學”的理解。

官方文件中對“雙一流”的表述比較含糊，唯一的界定是在總體目標中提到“世界一流行列”“世界一流前列”。

在周光禮看來，世界一流大學至少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指標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而第二層次是文化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如果從文化意義上看，我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還有很大的差距。”

什么是文化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呢？周光禮解釋說，此類大學的理念、制度已經為其他國家所認同、模仿，并對世界其他大學起到了引領作用。例如，柏林大學在19世紀初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理念，全世界大學都認同、模仿，因此柏林大學也被認為是現代大學的開端。

世界一流大學本就鳳毛麟角，一口氣建20多所是否有悖常理？在周光禮看來，世界一流大學表面上看是一個學術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國家強、大學強，國家弱、大學弱。一個國家擁有多少所世界一流高校，由一國經濟實力決定。

近500年來，世界學術中心發生了4次轉移。最早的世界學術中心在意大利，當時意大利商貿發達，集中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后來，歐洲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一兩百年前世界最好的大學基本都在歐洲。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中心變成了美國，如今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學，美國占了半數。

目前，全球大學約有72萬多所。到了2035年，假設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話，與大國地位相匹配，把世界一流定義為前500強，我國至少會擁有100~150所；定義為前100強，我國至少會擁有20~30所。

“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一流大學實際上是經濟現象。只要我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逐漸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自然就會產生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一流大學與大學自身的努力關系并不大，因為屆時我國將有足夠的財力吸引世界一流教師與學生。”周光禮說。

但在某種程度上，“雙一流”建設的使命、動態淘汰的規則，以及國內頂尖大學與公眾認可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意識，也讓高校不斷“自我加壓”。如清華大學的表述，2020年進入世界一流行列，2030年進入世界一流前列，2050年爭取進入世界一流的頂尖。

逐漸地，“一流”成為高校建設的一種符號，象征著不斷前進的過程。“各類高校都可以爭取一流大學、一流學科，達不到‘世界’的，可以向‘國家’‘區域’一流靠攏；進入一流行列的，還可以向‘前列’‘頂尖’發起沖擊。”蔡三發說。

“雙一流”的標準是否破“四唯”

“雙一流”建設之初，指標大戰、挖“帽子”人才，一度引發的混亂局面讓人記憶猶新。隨著破“四唯”“破除SCI至上”等政策的出臺，“雙一流”的標準是延續從前，還是有所革新？

有人在網上總結了從前“雙一流”建設的遴選標準。

一流大學以政策延續性為主，輔以Times、US News、QS和ARWU等幾個世界主流高校排行榜的中國高校排名為標準，再適當考慮對特殊地區和行業的照顧。

一流學科綜合考慮世界學科排名中我國高校在全球的表現，2012年教育部學科評估參評學科數量，國家發展規劃決定一流學科入選數量，QS等世界學科排名中的表現，五年內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或科技進步獎等情況。

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王戰軍看過很多份“雙一流”評價材料，“幾乎所有大學都用到了各種排名，尤其是ESI用得多，只有個別大學沒有使用”。不久前，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專家座談會以下簡稱座談會上道出評估中發現的通病——校領導過于看重排名、指標。

這些“洋指標”是否合理，在專家看來值得商榷。

受訪時侯定凱指出，在國外的一些學科評估中，科研、教學分別是兩套指標。“但在國內卻有一種傾向——只要科研一流，高校或學科便是一流，但真正論及人才培養通常并沒有較好的評估抓手。”

“其中還涉及一個重要問題——數據的可比性。如果大家引用的數據來源各不相同，都是各取所需尋找數據來支撐各自建設的話，最終即使評出一流，也很難作橫向比較。”侯定凱說。

座談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指出，尤其是以人文社科見長的高校，更是在一些指標設計上偏重于理工學科的評價體系，吃了不少虧。因此，我國高校亟待在教育評價領域確立中國標準。

與會專家均認為，下一輪學科評估的標準勢必要發生改變，增加內涵方面的指標，而不再過多倚重“洋指標”。

“簡單來說，所謂內涵就是人才培養——是否朝著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培養人才，所做的科研是否具有世界影響力，是否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四個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為國家做貢獻。”蔡三發解釋道。

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立德樹人的成效作為檢驗學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立德樹人很難加以評價。周光禮透露，未來將通過融合性評價，綜合考慮定量、定性指標。具體而言，一所高校要自證“雙一流”，首先要陳述在立德樹人方面的突出貢獻，再用相關量化指標加以證明。專家判斷所提的假設與證據是否成立，再進行相應地評分。

實際上，人們關心的破“四唯”問題近年來有所突破，突出反映在第五輪學科評估中。蔡三發舉例說，論文方面不再將ESI、SCI作為評價指標，不再簡單地數數量，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作制度；人才項目不再允許填寫“長江學者”“杰青”等，而是申報承擔國家重大科研任務的負責人。

而就“雙一流”建設而言，這種改變來自于近兩年。據蔡三發介紹，去年，教育部開發了“雙一流”動態監測系統，今年年初各高校就按照上述標準填寫數據，9月底完成了第二次動態監測系統填寫。除了數據之外，高校還以文本的形式介紹相關工作。

“我很高興看到這次評估的維度與內涵式發展、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相匹配。‘雙一流’建設促進更多高校思考‘一流’該如何建設。盡管一些高校在認知上還有誤區，但越來越多的高校、學科意識到要通過內涵式發展提升自身水平來體現‘雙一流’特色。”蔡三發說。

五年一評估真能建成“雙一流”？

每5年一個評估周期，真的可以建成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嗎？

侯定凱表示，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其發展過程并沒有明確的年限。5年更多的是參照政府工作的節奏。

然而，建設是一個動態過程。科研人員所作的研究，5年內未必出結果。考慮到這一點，英國的評估有追訴期限，即當一項成果轉化為應用研究，會追溯對應的基礎研究年限，這個時間可能是10年或20年。

未來能否打破趕工期式的“一刀切”？侯定凱建議，對于沒有準備好的高校，可以采取緩一緩再進行的做法。比如，由高校自己提出一個建設年限，在年限結束時再提出申請進行評估。

周光禮指出，五年一評的確對建設指標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但要建成文化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則需要自由與弱激勵，這與指標激勵下的短平快格格不入。

“從長遠來看，我國大學走向世界一流的任務要交給高校自身，讓它們在自由探索中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學，把決策權交給教授。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要遵循最低決策原則，即大學能夠做決策的，政府不插手；院長能夠做決策的，校長不插手；教授能夠做決策的，院長不插手。把決策的層次放到最低，大學畢竟是底部承重的組織。”周光禮說。

實際上，以計劃形式進行卓越大學或一流大學建設，并不是中國獨有。5年評估周期也并非中國獨創。日本、法國、德國都提過類似的精英計劃，且設定了自己的目標。如日本希望在高校國際化上進一步提升，為此提出了“留學生30萬人計劃”“超級全球化大學創建支援事業”的目標。

“所不同的是，中國采取的是以評促建的模式，但在國外，‘評’與‘建’的關聯度并不大。”侯定凱舉例，作為教育評價最典型的國家之一，英國的評估是出于增加政府投入問責機制、讓教育消費者更理性擇校的需要。

“它促使我們反思，開展‘雙一流’建設將給誰帶來好處？究竟該站在學生立場、教師立場，還是社會角度去完成這項重大工程？此外，還應通過投入和產出的分析，發現當中的進退現象，關注有無不良的趨向。”侯定凱說。

在此次“雙一流”評估中，蔡三發印象最深的是，“雙一流”建設既強調中國特色，又注重世界一流。“堅持中國的一些做法，堅持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又要站在世界的角度建設高校、學科。”

值得一提的是，在座談會內外，專家們紛紛把視野放在增值評價上。

“地方院校的學生比名校學生錄取分數低了100分，但畢業后水平相差無幾；地方院校比名校的辦學經費少，但地方院校的校長更有開拓性，究竟誰的貢獻大？”在座談會上，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馬陸亭發問。

在服務社會方面，研究型大學未必比地方院校優秀，但過去在指標上往往反映不出來。馬陸亭認為，人才成長中各類高校都有核心內涵，評估要增加增值評價。

侯定凱對此表示贊同，“高校為國家和地方發展做實質性貢獻，應該納入‘雙一流’建設的評估指標中，或增加這部分的權重”。這是未來評估需要大力引導的部分。（來源：中國教育在線）